【新唐人2013年11月6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洁综合报导)中共于1949年夺取政权后，开始广泛宣传所谓的长征事例，通过建立红军纪念馆、戏剧、电影、舞蹈、年画等各种方式，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认为，所谓的长征是：红军战士为抗日，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奔向抗日最前线。然而有媒体披露，长征日记被删去了5篇，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据《人民网-文史频道》报导，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中共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报导说，1954年被删去几篇的主要原因，是依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人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中共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閒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
报导说，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人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此外，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一书指出，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中央红军被迫逃亡，才是〝长征〞的起因。
书中说，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实际上，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藉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路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书中提到，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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